七:片藍的故事
“片藍”注定要成為1991年這一次郵市狂潮的焦點。 在中國,改革開放以后,錯體郵品很少見了,不像文革期間,珍郵層出不窮,那是歷史原因造成的,而且一般老百姓也見不到,即便見到了也買不起!捌{”的出現(xiàn)徹底打破這種格局,老百姓第一次能跟珍郵面對面,而且有便宜上手的機會,國家發(fā)行價不過一毛二1枚,好多人買回去以后才聽說國家下令回收的,可是時代變了,不是文革了,誰還死心眼往回上繳呢,所以也就留下來了。集郵公司門口的黑市上也不過炒到10塊錢1枚,高的不過15塊1枚。鐵桿的集郵迷不會放過這樣的機會,你一枚,我一枚,籌碼就這樣被打散了。大約過了“片藍”發(fā)行日兩三天之后,各地集郵公司里面的庫存就大部分上繳中國集郵總公司集中銷毀了,畢竟,香港回歸在即,這是政治,是國家大事,“片藍”的發(fā)行編號是JP22,后來郵電部索性又發(fā)行了一枚JP22,名字變了,叫什么“數(shù)學大會”。但是集郵者就認“片藍”,改不了的。 后來據(jù)說不少人參與了“片藍”存世量的考證,一些是集郵專家,一些是老資格的郵商,連中國集郵總公司的人都出面提供書面的佐證,最后做出了有利于莊家的數(shù)據(jù),那就是“片藍”的存世量不超過1萬枚,大約九千冒點頭這個數(shù)。這是2001年左右的事情了,是后話。高天放和謝玲玲聯(lián)手坐莊的1991年,他倆還肯定真的不知道“片藍”的存世量,他們完全憑的是直覺。直覺告訴他們,“片藍”是一個好東西,是郵市里面暫時蒙塵的鉆石。 高天放和謝玲玲只憑一頓酒的功夫,就順利拿到了月壇郵市里“片王”金老五的絕大部分“片藍”籌碼,心里有了底。 金老五最近手頭的現(xiàn)金越來越多,心里反倒是越來越不踏實。他80多出的“片藍”,這些天是一天一個價,從80漲到85,又從85漲到90,一周后,價格已經(jīng)穩(wěn)穩(wěn)地站在110上方了。金老五有點發(fā)慌,原本計劃補倉,但是正所謂一步踏空就會步步踏空,他去找那些前幾天還賣70的哥幾個,現(xiàn)在都異口同聲地說沒貨了,已經(jīng)出了。再問是誰買走的,都說是叫一個漂亮妞兒給掃光了。郵市就這么一塊巴掌大的地方,漂亮妞能是誰呀,肯定是那個謝玲玲了。 晚上,金老五一回到家,就馬上給上海的朋友打電話。 “老朱嗎?我是老金呀!最近生意怎么樣?” “很好呀,都在漲呢,有點瘋了!對了,還要謝謝你呀,還介紹你的朋友照顧我不少生意呢!” 上海的老朱,在太原路郵市上混跡多年,無本起家,現(xiàn)在也是上海郵市里大哥級的郵商了,他跟金老五在生意上有很多往來,平時也經(jīng)常在貨物上調劑余缺,很是熟悉。但是老朱的話還是讓金老五有點丈二和尚——摸不著頭腦。 “什么朋友,他怎么說的?” “他說是姓高,廣東口音,他買了不少片藍呀,價錢給得也高,我都出了,你呢?對了,他說在北京總跟你一起吃飯,對你的情況很熟呢!” 金老五有點醒過悶來了。難怪,這些天總見不到高天放的影子,仿佛人間蒸發(fā)了一般,原來這小子溜到了上海,還打著他的旗號掃貨去了。 金老五心中不禁有點糾結,支吾幾句就放下老朱的電話。 金老五一口氣又撥通了遠在廣州的陳老板和成都的余老板的電話,詢問“片藍”的情況,答案都驚人的相似,那就是價格漲了不少,而且沒有貨了,都叫一些操廣東口音的南方客給切走了。他們出手闊綽,手頭的現(xiàn)金充足,掃貨的速度也如摧枯拉朽一般,正所謂兵貴神速,連金老五這樣資歷很深的郵商都被整得措手不及。 1991年,還幾乎沒有手機,那會兒手機還叫“大哥大”,全北京也不過幾部,屬于鳳毛麟角,就連現(xiàn)在已經(jīng)絕跡的尋呼機在當時也還是稀罕物,不是一般人能配得起的。那個年代,人都有點喜歡顯唄,腰里別個BB機都盼著人前“滴滴”響幾聲,不像現(xiàn)在,人都變得低調了。金老五就屬于京城第一批腰里別個BB機的那些人,做生意的人,信息很重要,失去第一手信息,后果也是很嚴重的。 你有了BB機,而別人沒有,那BB機也就成了擺設。那些中小郵市的郵商,實力還不太夠,一時還買不起B(yǎng)B機,信息在傳遞的過程中就出現(xiàn)停滯,金老五的BB機有時一天也響不上一聲,順便說一句,那時候的電話也還不大普及,這些都是現(xiàn)在所不能想象的。 等他金老五費了九牛二虎之力,把諸如沈陽、銀川、烏魯木齊、合肥、南昌,還有昆明、南京等地的郵市行情摸清楚,都已經(jīng)夜里十一點了。就連與北京一箭之地的天津郵市,信息都不相通,北京的片藍都110了,天津還100呢。各地郵市的價格基本搞清楚了,有95的,有100的,也有根本沒有貨的,空喊120一片的?傊70的價格是再也見不著了。 金老五心里明白,高天放跟那個漂亮的女人謝玲玲他們是一伙的,在做局呢。要不是他金老五今天用長途電話在全國范圍內(nèi)摸排一遍,他還會繼續(xù)被蒙在鼓里呢!不管怎樣,他很佩服高天放他們,是他們第一次用這樣的方式在郵市里興風作浪,讓他大開眼界,也讓他第一次看見了聯(lián)手坐莊的巨大威力。盡管這種威力才剛剛顯現(xiàn),還遠遠沒有結束。金老五是個足夠聰明的人,不然他也不會混到今天,他迅速地整理了一下思路,把目前的形勢掂量了一下,就很快作出了判斷。他敏銳地認識到,這僅僅是一場好戲的開場。他不禁暗自慶幸,亡羊補牢,未為晚也。 金老五手里的“片藍”是沒有了,但是別的籌碼還是很多,比如紀念郵資片中的JP1奧運會,JP2中英,JP6區(qū)票,還有紀念郵資封中的JF1納米比亞、JF2老齡大會,還有JF22唱片,這些都是紀念郵資封片里面很好的品種,也是龍頭品種。在這些品種方面,金老五的優(yōu)勢是絕對的,無人睥睨。至于發(fā)行量較大的一些低檔郵資封片,他家里更是堆積如山,每個品種都有好幾百包呢。所以月壇郵市上,長期管他叫“片王”,還真不是浪得虛名。正所謂失之東隅,收之桑榆,借著片藍的強勁漲勢,他也不會沒有斬獲的,牛市的這一杯羹他是要分定了。想到這里,金老五才定了心,并且很快想好了搭順風車的辦法。 紀念郵資封片,分為紀念郵資信封和紀念郵資明信片兩種,都是國家發(fā)行的法定郵資預付憑證,通俗地講,就是將郵票圖案直接印在信封或者明信片的右上角,用戶購買后寫上字直接郵寄,不用再貼郵票了。這些東西發(fā)行的時候,都是整包的。郵資封一般都是裝在一個紙盒里面,500個一箱,而郵資片一般都是1000張一包,早期都是用兩塊紙板上下一夾,用塑料薄膜繩一捆,再用牛皮紙一包,貼上一個封簽即可,后期的郵資片是裝在一個紙箱里,郵資片的捆扎方法與早期一樣,再用透明膠帶沿紙箱的邊沿封好,有關里面品種的各項說明就直接印在紙箱的上面。 炒作講究原箱原盒,不能拆開封條,這一箱箱的郵資封,這一包包的郵資片,就像一塊一塊的金磚,在炒作者的手里快速地傳遞,所以品相和包裝就顯得尤為重要,完整的包裝就意味著價值,意味著確保交割的流暢。否則,每次要清點一下500片或者1000片,這要是成交幾百包,那還不得點數(shù)點到手抽筋呀!更何況,炒家對于手里拿的東西叫什么,是誰設計的,又有什么收藏價值,那真是一概不知,也根本不關心,他們所關心的是價格,價格,還是價格。郵資封片在1991年的郵市大潮里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,是絕對的主角之一。 高天放這幾天的確不在北京,與謝玲玲溫存了幾日,也沒有心思再呆在溫柔鄉(xiāng)里了,掙錢還是擺在了第一位。他悄悄去了上海,讓謝玲玲留在北京,緊盯月壇公園,臨行前跟謝玲玲約定了收貨的時間。 一到上海,他就直奔太原路郵市,這是一個露天市場,在一個街心公園里面,郵商們一般都是坐在小板凳上,面前擺一個地攤,沒有固定位置,誰先來就是誰的地盤。高天放去的那天剛好遇上周日,人很多,貨也齊備,像“片藍”這樣的俏貨一般也都是放在面上相對醒目的位置處,這倒是省卻了高天放不少踅摸的時間。 這小子心眼靈活,打著北京金老五的旗號,一見到賣郵資封片的郵商就上前預熱,金老五在北京號稱“片王”,上海大大小小的郵商都知道他,聽說是老金的朋友來上海買點封片都十分熱情。有誰會知道這是一個局的開始呢! 在北京,金老五的“片藍”是80一片出的,高天放在上海開價90將太原路郵市里所有能找得到的“片藍”全部掃清,與此同時,謝玲玲在月壇公園也毫不手軟,私下里給出了90元的高價,將金老五周圍的大小郵商手中的“片藍”一網(wǎng)打盡。有些郵商借口貨不在手邊,擱在家里了,不便出讓,高天放和謝玲玲心里明白,這都是緩兵之計,不當機立斷收不干凈,則后患無窮,所以他們的手段是,先付一部分定金,第二天約地兒交貨,這樣誰也沒有理由推脫了。 與此同時,在廣州的人民公園,在成都的署襪街,甚至在武漢和沈陽這種中心城市,高天放都布置了人手和資金。等到金老五這幫人醒過夢來,“片藍”的流通籌碼至少有三分之二控制在高天放和謝玲玲手里了。 什么叫流通籌碼?就是可以隨時在市場上交割的籌碼。像集郵者手里珍藏的那一片一片,一般很少上市交易,所以叫休眠籌碼。休眠籌碼由于都是在散戶手里,上市時間不會集中,對價格沒有太大的影響,對莊家炒作一般構不成威脅。 高天放和謝玲玲的下一步行動,就是在北京、上海、廣州、成都這四大郵市里面尋找合作伙伴,增加眼線,設立收貨點,在90上方、150元下方需找新的“片藍”籌碼,這主要基于如下考慮:一些經(jīng)驗老到的郵商會有一些數(shù)量的“片藍”尚未出手,而是捂在家里,不把這些攔路虎清理干凈,對以后的局面十分不利。 散戶搭順風車倒沒有太大的關系,而這些有點籌碼的郵商一旦搭車,對莊家炒高價格控制局面一定構成威脅。事實證明,高和謝是對的。在90元到150元的價格區(qū)間,陸續(xù)有100片的、200片的,甚至500片的“片藍”一次出貨,尋求買主,最后,這些籌碼統(tǒng)統(tǒng)落到了高天放和謝玲玲之手。 與此同時,封片市場開始發(fā)力,郵商們?nèi)季o張了起來,JP1奧運會、JP2中英、JP6區(qū)票,還有JF1納米比亞、JF2老齡大會,這些封片里面的龍頭品種在“片藍”的帶動下,價格紛紛成倍地上漲。 轉眼到了1991年的四五月間,趁著春風雨露,高天放和謝玲玲挾天子以令諸侯,憑借手中巨額的籌碼,在四大郵市的代理收貨點公開打出了“高價收購片藍”的牌子,收購價格從200元、300元、400元,一路收到600元,結果正在他們的預料之中,冒出來的都是休眠籌碼,一片兩片的,根本見不到數(shù)量較大的出貨,直到600元上方,在月壇公園才見到了一份200元片的大單子。 高天放有點吃驚,接到代理商捎來的口信,他親自見了這位出貨的小伙子,對方操的是安徽口音,此人不是別人,正是前文提及的郝溫學,他在春節(jié)后的一天,把他賣煎餅果子的16000元全部買了“片藍”,一片是80元,買了200片,金老五給的貨。不過兩三個月的光景,“片藍”的價格就扶搖直上,一口氣竄上了600元,郝溫學覺得時機成熟可以出貨了,這不,才便宜了高天放,雙方見面,寒暄,點數(shù),交錢,沒有多少廢話,12萬就進了郝溫學的口袋。 郝溫學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把他苦心經(jīng)營多年的煎餅果子攤兒盤給了一個同鄉(xiāng),頭也不回地扎進了月壇公園。他這一次看好的是整盒的小型張。 與此同此,他老婆帶著孩子回了安徽無為老家,說是回家替他籌錢去了。一個月過去了,錢沒有籌到多少,人倒是籌到了一大批,都聽說郝溫學在北京一下子掙到了12萬,呼啦一下都跑到北京來了。 郝溫學一下子成了農(nóng)民起義的領袖,每天都有來投靠他的農(nóng)民兄弟,家里住滿了一幫八竿子都打不著的遠方親戚。這幫人,手頭也沒有什么本錢,結果都成了黃牛,郝溫學就成了黃牛黨的黨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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